计较，所以从来不敢问这问那。财务通知他领，他就默默地领。每次领什么钱或物品，他总觉得这是在受人恩赐，诚惶诚恐的，脸上要表现出感恩不尽的神情和微笑。
他表面上不敢多嘴，暗里地却总要偷偷留意跟自己同资历人的报酬。每当发现财务手里的工资表上同龄人的工资报酬高于自己，他的心就难过得有些刺痛。
渐渐地，他一向很强的自尊心受不了了。倒并不是同事们怎么歧视他，而是他自己太敏感了，总觉得自己是个寄人篱下的编外人员，没根没底的外地人，被打入另册的打工仔。
李锦轩成天不声不响地坐在办公桌边，那样的小心谨慎，活象个童养媳，看人脸色行事。他不敢轻易走动，不敢与人说话，事情干完了，也不敢看小说书，甚至不敢打电话。他总感到背后有人在监视着他，一举一动都特别注意，连走路都要挺xiōng直背，小心得骨头疼。有时说话也低声下气，唯恐惹了人家不高兴。别人的说话声稍微响一点，他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。甚至提心吊胆，低着头不敢大声出气。
虽然没人歧视他，都是有知识的人，不会做得太显眼。但同事们都怪怪的，不是对他过于客气，就是对他太冷漠。客气者，见面彬彬有礼，态度异常，热情过分，完全把他当成了一个临时登门的亲戚，当成了与自己无关的外人；冷漠者，目光总是冰冰冷，从来不肯光临一下他，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，甚至劈面相逢，也视而不见。这两种一左一右的态度，都让他难过，也叫他受不了。
真的，他搞不清这是为什么，自己工作认真，以人为善，谦逊好学，文明礼貌，编辑水平不比别人低，文章也不比别人写得差，可同事们就是不愿与他接近，不肯与他打交道。打牌不请他，说笑时把他排除在外围，走路总是离他远远的，说话冠冕堂皇，没人跟他推心置腹地交谈，更没人肯告诉他单位的一些内部情况。他一直被排挤在他们的圈子外面，孤独冷清，常常一个人黯然伤神。
要知道他是恢复高考制度那年，从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的天之骄子。师范毕业后，他当过中学教师和党报记者。当老师时，他德艺双馨，学识渊博，教育得法，善良幽默，深受学生的敬佩和爱戴；后来被调到当地党报当编辑记者，他头脑敏锐，文笔漂亮，性格耿直，疾恶如仇，所以闻名遐迩，在当地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呢。
在原单位，无论当老师还是做记者，他都是响当当的骨干。大大咧咧，该说就说，该笑便笑，无所顾忌。同事们也都对他很尊敬，有事总是围着他转。没想到在上海，他就象一只被淹没在大海里的蝌蚪，一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，不能随心所欲地说笑活动，不能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才能，真是鱼落沙滩肚对天啊。
只有一个女记者的目光，才让他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，也感到了许些安慰和自尊。
她是一个家住在上海郊区的大学生，分来报社不久。虽然也漂亮高傲，却不乏农家女的纯真青涩。
她是报社里唯一一个偷偷关注他的人。不论是开会坐在一起，还是路上偶然相遇，她总是眼光闪闪地要与他对视。有时这双美丽的眼睛好象在说话，一眨一眨的，充满了鼓励，弄得他心旌摇荡，想入非非。
她还曾主动与他搭过话，试图接近他。可是李锦轩哪里敢啊？
奇怪得很，到了这里，他忽然自卑得连跟她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变得那样的富有自知之明，那样的冷静理智，不象刚来进修时那样不知天高地厚，盲目自大，为情所困了。
他一直回避着她的目光，回避着与她的路遇或独处。他不敢面对她。
这样一天到晚闷在单位里实在太压抑了。多亏后来报社进行改革，实行部门负责制。他被调到采访部，才象一只出笼的小鸟，自由自在地飞翔起来。
出去采访，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临时招聘的打工记者，跟正式记者一样地热情接待他。别人有礼物红包，他也有；别人能喝酒吃饭，他也能。自尊心和勇气又回到了他身上，所以尽管人地生疏，但每月采访任务他都能及时完成，考核成绩也不错。
但毕竟与正式记者还是有区别的，不说别的，光记者证就不同。他不是报社正式在编人员，所以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酱黄色记者证，只有一张报社发的一年期的黑封面的特约记者证。
=>>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