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。
赵氏为成都的豪姓大族之—（《华阳国志》卷十上），见于记载的人并不多，权势却不小。赵戒在顺帝时先后任太濮、司空、司徒录尚书事、太尉等职，封厨亭侯。其子赵典，先后任议郎、侍中，赵戒死后袭封厨亭侯，先后任弘农太守、右扶风、大鸿胪、太濮、太常等。赵谦、赵温为赵典哥哥之子。前者曾任汝南太守、光禄卿、太尉、司徒、车骑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前将军、封郫侯，又任尚书令等；后者先后任京兆丞、侍中、太常飞司空、司徒等职，封江南亭侯。赵子真为赵温族人，东汉末年为濮阳太守。赵氏三代四公，权倾朝野，族人在成都横行霸道。《华阳国志#183;蜀志》说：“诸赵倚公，故多犯法”，“赵子真父子强横”。一般地方官对其敬而远之。迄东汉末年，赵氏势力正炽，如果不是遇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，其势力可能还舍延续几代。郫县大姓何氏，兴于西汉。何武先后任雩县令、谏议大夫、扬州刺史、丞相司直、—清河太守、兖州刺史、司隶校尉、哀兆尹、御史大夫、大司空等职。其子何况，一度嗣为侯。何武兄弟五人，皆为郡吏（《汉书》卷86《何武传》）其兄何霸、后为属国都尉、中郎将；何显，曾为颖川太守。王莽时期，何氏势力受到打击，东汉时期又有所恢复，—直是郫县的望族。临邛大姓陈氏，代表人物为陈立，曾先后任巴郡、牂柯、天水郡太守，名噪—时。巴郡宕渠人冯绲，父为幽州刺史，他便“家富……为州里所归爱。”南安人费贻，东汉初期出任合浦郡太守，其后代便跃居南安大族。
普遍重视、并基本垄断文化教育。东汉、三国巴蜀民间教育相当发达，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以豪族地主为主。如宕渠人、幽州刺史冯焕，“家富好施”，其子冯绲，少耽学问，习父业，治《chūn秋严》、《韩诗》、《仓氏》等，子冯元，能理《尚书》，善推步之术。东汉蜀中豪族大姓，普遍把教书育人视为立身扬名的主要途径之—，把受教育视为发展家族势力、兼并他人、乃至出仕做官的重要途径之一。所谓“琴棋书画”就是当时提出的豪族子弟的教育标准之一。
掌握武装，拥兵自重。大量的汉代画像砖、石资料表明，东汉、三国时期，巴蜀豪族一般都拥有—定的私人武装力量，特别是边远山区，其武装数目更为庞大。这些武装，平时充当豪族爪牙，欺压百姓，横行乡里，战时则可与其它豪族械斗，甚至与zhèng fǔ军抗衡，与起义军较量。如郪县的高、马二家，世掌部曲，建安二十三年(218)，二家起事，合聚部伍数万人，直打到资中县，后被李严平定。有的豪族武装甚至能镇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如中平五年(188)，以马相、赵祗为首的“黄巾”起义，曾攻占广汉、蜀郡、巴郡的大多数地区，攻下包括成都、江州在内的大多数城市，却被犍为豪族贾龙以部曲打败（《后汉书》卷75《刘焉传》。《华阳国志》卷5《刘二牧志》）二牧传刘璋传）赵韪因民怨谋叛，乃厚赂荆州请和，yīn结州中大姓，与俱起兵，还击璋。蜀郡、广汉、犍为皆应韪。璋驰入成都城守，东州人畏韪，咸同心并力助璋，皆殊死战，遂破反者，进攻韪于江州。韪将庞乐、李异反杀韪军，斩韪。《汉献帝chūn秋》曰：汉朝闻益州乱，遣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。征璋为卿，不至。《陆逊传》说：秭归大姓文布、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，首尾西方。如果说成都平原豪族最富的话，则愈边远的地区武装愈强，其中以南中地区最为突出。《后主传》说：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，流太守张裔于吴，据郡不宾，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。《吴书#183;步骘传》说：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，与燮相闻，求yù内附。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，由是加拜平戎将军，封广信侯。《后主传》说：建兴元年夏，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。《魏氏chūn秋》曰：初，益州从事常房行部，闻褒将有异志，收其主簿案问，杀之。褒怒，攻杀房，诬以谋反。诸葛亮诛房诸子，徙其四弟于越巂，yù以安之。褒犹不悛改，遂以郡叛应雍闿。臣松之案：以为房为褒所诬，执政所宜澄察，安有妄杀不辜以悦jiān慝？斯殆妄矣。
工商业豪族异军突起。如果说西汉巴蜀豪族以官僚、地主为主的话，那么东汉中晚期至蜀汉，工商豪族则大量涌现，异军突起。其特征是攀比心理强。《三国志#183;蜀书#183;董和传》说董和在刘璋时担任成都县令，当时“蜀土富实，时俗奢侈，货殖之家，侯服玉食，婚姻葬送，倾家竭产。”《华阳国志#183;蜀志》说蜀地家有盐铜之利，户专山川之材，居给人足，以富相尚。故工商致结驷连骑，豪族服王侯美衣，娶嫁设太牢厨膳，归女有百辆之从车，送葬必高坟瓦椁，祭奠而羊豕牲，赠裢兼加，赠赙过礼，此其所失。这正是对当时蜀地工、商豪族的形象写照。
彼此联姻，形成宗亲、姻亲纵横交错的政治、经济关系网。东汉巴蜀豪族婚姻，已很讲究门当户对。各地大姓，彼此相互联姻，婚姻成了巩固、发展政治、经济势力的一种手段。对豪族大姓，各种人士自有不同的看法。如当时巴蜀当地土著民族中流行一首诗曰：“惟德实宝，富贵何常；我思古人，令问令望。”（《华阳国志#183;巴志》）。
三，蜀汉zhèng fǔ对土著豪族政策初析
面对巴蜀的豪族势力，刘璋政权与蜀汉政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对策。
刘焉、刘璋父子曾割据益州26年（188－－214），其中刘焉6年，刘璋20年。在刘焉时期，对当地的土著豪族尚采取了一些较为严历的措施。刘璋时期，特别是“赵韪之乱”后，对土著豪族则一味迁就。如南郡枝江人董和担任成都令时，曾严格限制豪族所为。当地豪族便联合要求刘璋调董和到外地。刘璋听命，准备调董为巴东属国都尉。这时成都的一些官员又出来相携请愿，要求留任董和，刘璋又俯首听命，将其留任。法正通过长期的观察，认为刘璋过于“懦弱”，以致于不得不寻求新主。在邀刘备入蜀、并被刘备夺蜀的过程中，更表现了他的鼠目寸光和软弱无能。诸葛亮在总结刘璋政权失败的教训时，也认为：刘璋过于暗弱。毫无疑问，因“宽”而“误”。
鉴于刘璋的教训，蜀汉政权建国之后，制定了重点针对土著豪族的一系列政策，从根本上抑制、打击了土著豪族势力。
首先与土著豪族势力发生冲突的是经济利益。《三国志#183;刘巴传》注引《零陵先贤传》曰：“初攻刘璋，备与士众约：‘若事定，府库百物，孤无预焉。’及拔成都，士众皆舍干戈，赴诸藏竞取宝物。军用不足，备甚忧之。巴曰：‘易耳，但当铸直百钱，平诸物贾，令吏为官市。’备从之，数月之间，府库充实。”刘备入蜀之初（214年），官府财政极度困难，军用开支无所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采用了刘巴的建议，铸造“值百”大面额钱，即同样大（或更小）的一个铜钱，因有“值百”二字，就相当于过去一百个“五铢”钱的购买力。相传刘备甚至取帐钩铸钱。这一招确实高，立解燃眉之急，“数月之间，府库充实”。zhèng fǔ开支、军用开支很快就解决了。后来蜀汉还铸了“太平百钱”、“直百”、“定平一百”等大面额钱。
但这些钱并非从天而降。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过去的存钱者。大家知道，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，有钱人家赢余的钱，除购买土地外，通常以现金方式储存在家里。益州豪族多经几代人、数十年、甚至上百年的发展。他们过去存的数量极为宠大的现金——五铢钱，竟在一夜之间贬值一百倍！蜀汉zhèng fǔ开支、军用开支的财产，表面上看好像是铸造新币所产生的奇异效应，实质上却都是从益州土著豪族那里掠夺而来。
刘备这一招曾引起孙权的羡慕。东吴於嘉禾五年（236）开始铸“一当五百钱”，“当千钱”，“值二千”、“值五千”等大面额钱。由于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对，孙权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，最终妥协，于赤乌九年（246）下令收回大面额钱。孙权的这一转变，表明他确实是一个极能“审势”的政治家。而蜀汉却始终坚持铸造、使用值百钱，坚持从经济上刻剥、打击土著豪族，直到它最先灭亡。此外，蜀汉zhèng fǔ还实行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经济措施。如在相当长时期内，在全国范围内禁酒；又设置“司盐校尉”，实行盐铁专卖；设置“司金中郎将”，主管各种金属的采矿和治炼（《王连传》、《杨洪传》、《张裔传》。这些经济领域过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，这些措施无疑极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。
在对待土著豪族问题上，蜀汉zhèng fǔ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后，又迅速波及到法律上。经济困难解决后，刘备即命诸葛亮率法正、刘巴、李严、伊籍制定蜀汉法律《蜀科》。《三国志#183;诸葛亮传》注引《蜀记》说“亮刑法峻急，刻剥百姓，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。”一次讨论时，法正曾说：“昔高祖入关，约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据一州，初有其国，未垂惠抚；且客、主之义，宜相降下，愿缓刑弛禁，以慰其望。”诸葛亮却说：“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无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。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济。刘璋暗弱，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。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；宠之以位，位极则贱，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，荣恩并济，上下有节。为治之要，于斯而著。”这里，诸葛亮分析了蜀汉初期的“势”，指出：秦朝因刑法过苛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天下“土崩”；刘邦反其道而行之，仅“约法三章”，便大获全功；但刘璋却过于软弱宽大，蜀中豪族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间连正常的纲纪都没有了，这才导致其统治的结束。蜀汉政权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基础、形势都与高祖时不同，yù与刘璋反其道而行之，“威之以法”，从严治蜀。
从理论上说，一种法律的“严”并不专门针对某类人或某一种势力，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有针对xìng。首先这个法的具体内容有很多是专门针对“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”制订的；其次，当时实际上执法的人，即当时掌有实权的官吏队伍，主要是刘备、诸葛亮从外面带来的“荆州人士”和刘璋留下的也是从外面带来的“东州士”。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，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土著豪族发生若干矛盾，利用职权、利用法律打击土著豪族成为这个集团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。史籍中有关例证太多，此举一个。如蜀郡豪族常房，因其担任了益州从事的官职，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响。建兴元年，南中叛乱爆发前夕，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（今贵州）。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将叛乱的可靠情报，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问，致死。朱褒举兵攻杀常房，又上书反诬常房造反。诸葛亮不加察证，便诛杀了常房四子，还把他的四个弟弟流徙到越嶲（今西昌）。但朱褒仍参与了叛乱。对此，史学大家裴松之认为是“妄杀无辜，以悦jiān逆，斯殆妄矣！”。
仕途上排挤、限制土著豪族。要认识这一点，应对三国职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。面对当时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的现实，魏、吴、蜀采用了不同的职官制度。曹魏的豪族势力虽然较弱，仍创建了“九品中正制”：由朝廷选拔各地“贤有识鉴”的大族名士为一郡或一地的“中正”，推荐其同籍士人，分为九品，朝廷据此授官，即完全抛弃了汉代官制，从制度上保证了豪族的入仕途径。到三国中、晚期，曹魏政权能新人辈出，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当有很大关系。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大的改革，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，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；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，豪族中的杰出人才都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，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、蜀汉的大规模进攻。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、征辟旧官制（蜀汉的许多制度都沿用汉代旧制），即由上级官员考察、推荐、提拔、使用下级官员，其实质是朝廷、州、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说了算。汉代旧制是建立在“一家五口”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，到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后，它早已不适应。大量史料表明，蜀汉各级zhèng fǔ的实权主要是控制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基本队伍中，在巴蜀内地（盆地内）职官任用上，一直是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。许多人“终刘氏之世，官位不尽其才。”（《华阳国志》卷10）。只是在四，蜀汉zhèng fǔ对土著豪族政策的后果及其影响
蜀汉zhèng fǔ在经济上、法律上、职官制度等多方面打击、限制土著豪族，客、主矛盾尖锐化。对此，熟悉蜀中形势的法正曾非常担心，要诸葛亮重视“客、主之义，宜相降下”（见上），但反受到了批驳。蜀汉zhèng fǔ不得“人和”的代价是沉重的。
益州土著遭排挤、受打击，自会不满。许多土著名士不愿出仕，冷眼旁观。如杜微“常称病，闭门不出”（《杜微传》）。另一些人虽然出仕，却不问政事，消极敷衍。如成都名士杜琼，在出任各种职时都“阖门自守，不与世事。”，所谓“小隐在山，大隐在朝”，此之谓也。一些人则用种种形式表达不满。诸葛亮死后，土著名士李邈公开对后主说：“今亮殒殁，盖宗族得全，西戎静息，大小为庆！”（《杨戏传》。蜀郡人张裕甚至公开说“岁在庚子，天下当易代，刘氏祚尽矣。主公得益州，九年之后，寅卯之间当失之。”（《周群传、附张裕传》）。杜琼、谯周等甚至公开预言蜀汉政权必被曹魏灭亡。蜀汉zhèng fǔ无视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实力和潜力，无视土著豪族中的大量人才，在其统治的中、后期，后继无人，缺少人才，成为特别突出的矛盾。所谓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当先锋”，便是其缩影。这与曹魏后期人才辈出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土著豪族常还寻找机发动武装叛乱，对蜀汉zhèng fǔ造成大小不同的威胁。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的叛乱有：建安二十三年（218）郪县豪族大姓马秦、高胜率家兵打下郪县、牛鞞、资中三县城（《李严传》）；章武二年（222）底，汉嘉太守举郡反（《杨洪传》；建兴元年（223）南中诸郡先后叛乱，以致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帅重兵赴南中平叛；建兴五年（228）广汉绵竹“山贼”张慕等反（《张嶷传》）；建兴十一年（233）“南夷”刘胄反（《马忠传》）；延熙三年（240）越嶲民族数反（同上），汉嘉“蛮夷”反，向宠前往征讨，战死（《向朗传附兄子宠》）；延熙十年（247）汶山“平康夷”反（《后主传》）；延熙十一年（248），涪陵属国民夷反（同上）；延熙十三年（250），涪陵豪族徐巨反。另外还有更多的中、小规模的叛乱没见于文献记载。
荆州外来集团、益州土著豪族、益州民族上层这三股势力犹如一鼎三足，支撑着蜀汉大厦。民族上层这根支柱，在诸葛亮平南中后稍稳，但土著豪族这根支柱则始终在摇晃。大厦的基础失去了平衡。蜀汉政权能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、东吴四十余年，在自守之余尚能多次主动进攻，它反映出“天府之国”中的土著豪族长期以来确实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，同时也反映出蜀汉zhèng fǔ对土著豪族掠夺的程度。正因如此，景耀五年（262）邓艾率轻军从yīn平道攻蜀，爬山涉水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yīn平后，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，坐山观虎斗，根本没想到要帮助zhèng fǔ。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东吴豪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蜀汉大厦仅受此轻轻一击就塌下了。其承受能力之弱，在我国古代史中是罕见的。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，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。所谓“民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写照南中等边疆地区才较多地任用了豪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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