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吃过饭，我告别了高保平一家。今天已是正月初三，该回鱼湾大队——我的家了。
高叔叔、白阿姨也理解我急于归家和父母团聚的心情，没有多挽留，在我临出门时，给我准备了装满北京特色食品的一个大提包，让我带回家，给我父母尝尝。我怎么拒绝也没管用。
第二天中午，火车到达我家所在的J省省城L市。下火车后，给我的舍友郭勇打了个电话。
自从我四姐出事那次我来L市后，还没去过郭勇的家。到他家后，我把白阿姨给我收拾的东西，留下了一半（我身上只剩下二十多块钱，只好借花献佛了，这还是里面有白阿姨给那我十块的压岁钱）。结果第二天回家时，郭勇他妈妈渠阿姨又给我塞进去满满一包省城的特产。哎，人缘好啊，走到哪都落一堆人情。
正月初五中午，我搭从省城过来的客车，在我们村头下了车。
眼前的山村，已不是昔日那破落的面貌，因为春节的来临，人们给她略作打扮，使她也显得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妩媚，眉宇间**了一丝喜气：年轻的小伙子从山上采来了松柏枝，搭起了几个彩楼；手巧的姑娘们用红纸剪出了各种各样、栩栩如生的窗花，糊成了挂在大门上的各种花灯。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着的大红对联，驱散了一年来缠绕在村落间的穷气；地上撒着的一层鞭炮屑，意味着一年的霉运已被蹦去。来来往往串门的人脸上都是喜悦，老远就能听见他们欢快的大嗓门打招呼。看来这个年人们过的不错。
有几个八、九岁的小孩，穿着新衣服，正在村里活蹦乱跳，把鞭炮点燃瞎扔着玩，看见我大喊：“五儿叔回来了，北京上大学的五儿叔回来了。”
腿快的两个，掉头就朝我家跑去报信了。剩下的几个跑过来，接过我手中的大提包，两个人抬着走，插不上手的，则在前面呐喊开道：“我五儿叔回来了”。我纳闷，啥时候我在村里变的这么牛了。
刚走到我家坡底，爹妈就从大门出来了，后面跟着俩小“卫兵”。一见我，妈就擦开了眼泪，爹手里拿着旱烟袋，高兴的脸上的皱纹，都笑开了花。
一进门，我先打开提包，抓出两把糖打走了几个小“卫兵”。由于村里呆的时间少，这几个小孩一个我也不认识。小孩们手里拿着来自北京的水果糖，欢天喜地跑出去到处炫耀去了。
妈妈给我打了洗脸水，让我先擦把脸。在我洗脸的时候，不住地问：中午吃饭了没有、一路上没出什么事吧、假期学校都没人了在那住、在那吃饭等等等等问题。我洗脸不得空，只能嘴里偶而蹦出几个词。
爹在一边听得不耐烦了，旱烟嘴在锅台上敲了几下：“你让五儿洗完脸，再问也不迟吗？他还能飞了？没见过你这样的？！”
妈笑着连连点头：“对、对、对，我高兴得都糊涂了。”
“妈，我四姐去哪了？”洗完脸我见四姐不在窑里。
“你四姐吃过早饭就出去了，估计到那三姐那去了。五儿你想吃什，么妈去给你做。”
“哪还用问嘛，‘接风饺子送行面’，就吃饺子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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